在“双碳”目标与可持续发展战略背景下，探究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表现如何影响微观企业行为，厘清非财务指标对资本配置效率的作用机制，是当前的重要议题。 本文利用2009—2024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ESG表现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及其治理渠道与制度边界。 研究发现：第一，ESG表现显著抑制非效率投资，且其对过度投资的监督效应明显强于对投资不足的资源效应，核心功能在于约束管理层机会主义扩张。 第二，机制分析表明，ESG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代理成本及强化信息监督三条路径优化投资决策。 第三，ESG的治理效应在竞争程度较低、股权集中度较高及国有产权情境中更为突出；而在正式制度较薄弱的环境下，ESG更能发挥制度替代功能，凸显其非正式治理价值。 本文拓展了非财务信息影响微观资本配置的理论框架，为新兴市场借助ESG实践赋能投资效率提供了经验证据。

当前，提振消费已成为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消费乏力深层症结并非短期需求不足，而是市场行政分割、规则标准各异、监管协同缺失等制度性约束引发的经济循环阻滞。本文立足社会再生产循环逻辑，从制度统一、流通贯通、价格传导、要素重构四个维度，揭示全国统一大市场赋能消费扩容提质的内在机理；系统甄别行政壁垒固化、价格信号失真、要素流动梗阻、服务市场一体化滞后、配套制度协同不足五大现实挑战，剖析其抑制消费潜力释放、阻碍消费结构升级的内在成因；锚定规则统一、流通布局、价格监管、要素配置、制度协同五大维度，构建统一大市场与消费提振深度耦合的一体化优化路径。为“十五五”时期依托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长效提振消费、畅通国内大循环提供理论支撑与政策参考。

进入 “十五五” 时期,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增长动力转换、 绿色约束强化、 人口结构变化和区域格局调整等重大转变, 兼顾效率、 公平与可持续性的包容性绿色发展成为必然要求。 文章基于中国包容性绿色发展追踪调查等数据, 重新审视了中国工业与环境的关系, 论证了工业化通过财富积累与就业吸纳, 能够为环境保护提供财政基础并减少农业面源污染, 从而在动态全局视角下有助于生态环境的改善, 进而系统地剖析了中国在劳资关系、 区域均衡与财富构成等方面取得的包容性进展。 文章基于对“十五五” 时期发展趋势的判断, 提出了一个由开放机制、 竞争机制、 流动机制与长效机制构成的四位一体制度框架, 以协同发挥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作用。 上述四大机制的协同构建, 不仅能为我国 “十五五” 时期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支撑, 也将为全球应对发展与可持续性挑战贡献中国方案。

结合NCA方法与动态QCA方法，以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为研究对象，系统考察外商直接投资视角下各前因条件对中国区域包容性绿色增长的联动效应。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与其余前因条件变量均不是中国区域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必要条件,该结论具有稳健性，并且更高水平的中国区域包容性绿色增长会受到多个条件的共同制约。高包容性绿色增长驱动路径包括外商直接投资—制度变迁驱动型、制度变迁—城市化驱动型和人力资本—基础设施驱动型,三种类型代表的驱动路径在大多数省份提升高包容性绿色增长中都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前两种类型代表的驱动路径在不同地区存在显著差异,对应路径的解释区域集中在西部地区,表明外商直接投资有助于中国区域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提升。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以形成低碳消费模式为主要目标之一，是推动经济社会低碳转型、培育绿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政策。然而，现有针对低碳城市建设的消费侧影响评价，大多基于城市层面数据进行分析，基于微观居民个体层面数据的讨论较少，针对个体特征、城市特征等更深层面的分析还十分有限。该研究基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居民低碳消费调查数据库，构建了中国居民低碳消费指标体系，全面度量个体层面的低碳消费水平，从微观视角研究低碳城市建设对居民低碳消费的影响。

低空经济作为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是我国重点培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展现出巨大的增长潜力，但其跨区域流动的生产力属性与传统属地化行政管辖边界之间存在显著的结构性张力。本文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宏观视域下，构建行政逻辑、交易成本与市场分割相互关联的分析框架，深入剖析当前低空经济面临的空域规则离散化、规制体系差异与法治供给短板、基础设施技术隔离与供给不足、要素流动隐性壁垒等发展问题。研究发现，属地化资源配置逻辑下的地方保护主义显著推高经营主体的制度性交易成本，阻断产业的网络外部性与规模经济效应。该模式不仅造成严重的效率损耗，还引发因标准不一致带来的资产减值压力与产业内卷化竞争。同时，低空经济规模化发展高度依赖规则统一与要素自由流动，而现行管理体制中的权属界定模糊与监管规制差异是制约其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障碍。破解这一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推动治理范式从属地分割向协同治理转变。本文提出构建涵盖纵向权责重构、横向区域一体化发展及多元市场化制衡的协同治理框架，通过矫正制度扭曲与还原市场机制，为打破市场分割、构建规则统一且竞争有序的低空经济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理论支撑与现实路径。

本书坚持唯物史观，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对新中国工业化历程进行梳理，尤其关注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对推进工业化进程中的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的研究和把握，关注各历史时期的战略安排、党的工作部署、取得的阶段性成就、经济社会体制的变迁、核心主导产业的发展，以及重大标志性事件；并且深入地分析了各历史时期工业建设工作的宝贵经验和教训，为读者展现了一个继承、改革、不断发展的中国工业化进程，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在工业化方面的全面总结。

东阳市践行“千万工程”、促进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凸显了人才对乡村振兴的支撑作用。通过对东阳市三单村、寀卢村、花园村、横店镇四个“千万工程”典型实践村镇开展案例研究发现，从理论逻辑上看，人才主要通过引领乡村产业振兴来支撑乡村全面振兴，这一过程既体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辩证统一，又凸显乡村振兴中以人为本的核心要义。从实践模式上看，新乡贤等人才凭借内外部资源整合能力引导特色产业布局，凭借个人声望和影响力，助力村“两委”带领村民成立集体经济组织，通过发挥组织协调功能构建共富共享的产业利益联结机制，促进集体经济力量向乡村治理领域的延伸，实现产业兴旺、治理有效等乡村振兴目标，彰显出在合作生产模式下参与主体的全面性、发展内容的系统性、发展成果的共享性。研究揭示了合作生产视角下人才支撑乡村振兴的正负反馈机制，为学习借鉴“千万工程”经验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参考。

“十五五”时期是我国新型消费由扩规模向提质量、由需求扩张向供给牵引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在新一轮科技革命持续深化、全球绿色转型加速推进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不断完善的背景下，新型消费正深刻重塑需求结构、产业形态与经济循环方式。回顾 “十四五”时期，数字消费、绿色消费与健康消费协同演进，在规模扩张、业态创新和结构优化方面取得显著成效，成为畅通国内大循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面向 “十五五” ，新型消费既面临新质生产力赋能、 “双碳”战略目标催生和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释放带来的新机遇，也承受外部冲击与内部约束叠加、供给侧结构性错配和治理体系滞后性的新挑战。围绕 “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这一主线，从技术牵引、结构适配与制度保障三个维度，提出 “十五五”时期新型消费引导供给体系重构的新路径。

在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过程中，不能只关注产业自身能效变化，还应从能效提升的视角出发，审视产业数字化对经济和总能耗的影响。本文引入不同行业数字化转型与不同能源种类能效改善的差异化考量，基于动态CGE模型模拟分析了不同转型情景下中国经济和总能耗的变化程度。结果表明，通过能效提升，产业数字化对实际GDP、总产出、居民消费及社会福利可产生正面影响，但总能耗不降反增；在同等水平的能效改善下，当所有行业数字化转型对各类能效改进时，经济拉动效果最为可观。进一步研究发现，此情景下能源回弹效应主要来自消费端；其余情景下回弹效应主要来自生产端，并在高耗能制造业、其他工业和交通运输业上更为明显。研究结果可为推动产业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提供一定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