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双碳”目标与可持续发展战略背景下，探究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表现如何影响微观企业行为，厘清非财务指标对资本配置效率的作用机制，是当前的重要议题。 本文利用2009—2024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ESG表现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及其治理渠道与制度边界。 研究发现：第一，ESG表现显著抑制非效率投资，且其对过度投资的监督效应明显强于对投资不足的资源效应，核心功能在于约束管理层机会主义扩张。 第二，机制分析表明，ESG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代理成本及强化信息监督三条路径优化投资决策。 第三，ESG的治理效应在竞争程度较低、股权集中度较高及国有产权情境中更为突出；而在正式制度较薄弱的环境下，ESG更能发挥制度替代功能，凸显其非正式治理价值。 本文拓展了非财务信息影响微观资本配置的理论框架，为新兴市场借助ESG实践赋能投资效率提供了经验证据。

当前，提振消费已成为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消费乏力深层症结并非短期需求不足，而是市场行政分割、规则标准各异、监管协同缺失等制度性约束引发的经济循环阻滞。本文立足社会再生产循环逻辑，从制度统一、流通贯通、价格传导、要素重构四个维度，揭示全国统一大市场赋能消费扩容提质的内在机理；系统甄别行政壁垒固化、价格信号失真、要素流动梗阻、服务市场一体化滞后、配套制度协同不足五大现实挑战，剖析其抑制消费潜力释放、阻碍消费结构升级的内在成因；锚定规则统一、流通布局、价格监管、要素配置、制度协同五大维度，构建统一大市场与消费提振深度耦合的一体化优化路径。为“十五五”时期依托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长效提振消费、畅通国内大循环提供理论支撑与政策参考。

进入 “十五五” 时期,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增长动力转换、 绿色约束强化、 人口结构变化和区域格局调整等重大转变, 兼顾效率、 公平与可持续性的包容性绿色发展成为必然要求。 文章基于中国包容性绿色发展追踪调查等数据, 重新审视了中国工业与环境的关系, 论证了工业化通过财富积累与就业吸纳, 能够为环境保护提供财政基础并减少农业面源污染, 从而在动态全局视角下有助于生态环境的改善, 进而系统地剖析了中国在劳资关系、 区域均衡与财富构成等方面取得的包容性进展。 文章基于对“十五五” 时期发展趋势的判断, 提出了一个由开放机制、 竞争机制、 流动机制与长效机制构成的四位一体制度框架, 以协同发挥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作用。 上述四大机制的协同构建, 不仅能为我国 “十五五” 时期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支撑, 也将为全球应对发展与可持续性挑战贡献中国方案。

结合NCA方法与动态QCA方法，以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为研究对象，系统考察外商直接投资视角下各前因条件对中国区域包容性绿色增长的联动效应。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与其余前因条件变量均不是中国区域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必要条件,该结论具有稳健性，并且更高水平的中国区域包容性绿色增长会受到多个条件的共同制约。高包容性绿色增长驱动路径包括外商直接投资—制度变迁驱动型、制度变迁—城市化驱动型和人力资本—基础设施驱动型,三种类型代表的驱动路径在大多数省份提升高包容性绿色增长中都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前两种类型代表的驱动路径在不同地区存在显著差异,对应路径的解释区域集中在西部地区,表明外商直接投资有助于中国区域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提升。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以形成低碳消费模式为主要目标之一，是推动经济社会低碳转型、培育绿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政策。然而，现有针对低碳城市建设的消费侧影响评价，大多基于城市层面数据进行分析，基于微观居民个体层面数据的讨论较少，针对个体特征、城市特征等更深层面的分析还十分有限。该研究基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居民低碳消费调查数据库，构建了中国居民低碳消费指标体系，全面度量个体层面的低碳消费水平，从微观视角研究低碳城市建设对居民低碳消费的影响。

低空经济作为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是我国重点培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展现出巨大的增长潜力，但其跨区域流动的生产力属性与传统属地化行政管辖边界之间存在显著的结构性张力。本文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宏观视域下，构建行政逻辑、交易成本与市场分割相互关联的分析框架，深入剖析当前低空经济面临的空域规则离散化、规制体系差异与法治供给短板、基础设施技术隔离与供给不足、要素流动隐性壁垒等发展问题。研究发现，属地化资源配置逻辑下的地方保护主义显著推高经营主体的制度性交易成本，阻断产业的网络外部性与规模经济效应。该模式不仅造成严重的效率损耗，还引发因标准不一致带来的资产减值压力与产业内卷化竞争。同时，低空经济规模化发展高度依赖规则统一与要素自由流动，而现行管理体制中的权属界定模糊与监管规制差异是制约其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障碍。破解这一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推动治理范式从属地分割向协同治理转变。本文提出构建涵盖纵向权责重构、横向区域一体化发展及多元市场化制衡的协同治理框架，通过矫正制度扭曲与还原市场机制，为打破市场分割、构建规则统一且竞争有序的低空经济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理论支撑与现实路径。

本书坚持唯物史观，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对新中国工业化历程进行梳理，尤其关注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对推进工业化进程中的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的研究和把握，关注各历史时期的战略安排、党的工作部署、取得的阶段性成就、经济社会体制的变迁、核心主导产业的发展，以及重大标志性事件；并且深入地分析了各历史时期工业建设工作的宝贵经验和教训，为读者展现了一个继承、改革、不断发展的中国工业化进程，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在工业化方面的全面总结。

东阳市践行“千万工程”、促进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凸显了人才对乡村振兴的支撑作用。通过对东阳市三单村、寀卢村、花园村、横店镇四个“千万工程”典型实践村镇开展案例研究发现，从理论逻辑上看，人才主要通过引领乡村产业振兴来支撑乡村全面振兴，这一过程既体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辩证统一，又凸显乡村振兴中以人为本的核心要义。从实践模式上看，新乡贤等人才凭借内外部资源整合能力引导特色产业布局，凭借个人声望和影响力，助力村“两委”带领村民成立集体经济组织，通过发挥组织协调功能构建共富共享的产业利益联结机制，促进集体经济力量向乡村治理领域的延伸，实现产业兴旺、治理有效等乡村振兴目标，彰显出在合作生产模式下参与主体的全面性、发展内容的系统性、发展成果的共享性。研究揭示了合作生产视角下人才支撑乡村振兴的正负反馈机制，为学习借鉴“千万工程”经验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参考。

“十五五”时期是我国新型消费由扩规模向提质量、由需求扩张向供给牵引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在新一轮科技革命持续深化、全球绿色转型加速推进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不断完善的背景下，新型消费正深刻重塑需求结构、产业形态与经济循环方式。回顾 “十四五”时期，数字消费、绿色消费与健康消费协同演进，在规模扩张、业态创新和结构优化方面取得显著成效，成为畅通国内大循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面向 “十五五” ，新型消费既面临新质生产力赋能、 “双碳”战略目标催生和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释放带来的新机遇，也承受外部冲击与内部约束叠加、供给侧结构性错配和治理体系滞后性的新挑战。围绕 “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这一主线，从技术牵引、结构适配与制度保障三个维度，提出 “十五五”时期新型消费引导供给体系重构的新路径。

在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过程中，不能只关注产业自身能效变化，还应从能效提升的视角出发，审视产业数字化对经济和总能耗的影响。本文引入不同行业数字化转型与不同能源种类能效改善的差异化考量，基于动态CGE模型模拟分析了不同转型情景下中国经济和总能耗的变化程度。结果表明，通过能效提升，产业数字化对实际GDP、总产出、居民消费及社会福利可产生正面影响，但总能耗不降反增；在同等水平的能效改善下，当所有行业数字化转型对各类能效改进时，经济拉动效果最为可观。进一步研究发现，此情景下能源回弹效应主要来自消费端；其余情景下回弹效应主要来自生产端，并在高耗能制造业、其他工业和交通运输业上更为明显。研究结果可为推动产业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提供一定的启示。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再次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纵观全球经济发展历程，欧美等发达国家往往呈现一种逐渐偏离实体经济，转而追求虚拟经济快速扩张的趋势，而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对实体经济的改革发展始终给予高度重视。为何中国能够始终重视实体经济？“第二个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适时提出为回应这个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基于“第二个结合”，提出新中国75年来重视实体经济改革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农抑商”相结合的具体表现，并论述了新中国 75 年来重视实体经济的历史逻辑、理论支撑与实践检验。历史逻辑表明，从“重商主义”之殇到“重农抑商”之盛，走实体经济发展道路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理论支撑表明，劳动价值论与“重农抑商”政策在价值契合方面存在内在统一性。实践检验表明，中国通过紧盯工业化实现和平崛起。总之，中国重视实体经济既是“重农抑商”的现代形式，也是劳动价值论在实践中的必然体现。

本文基于制度逻辑与资源编排的理论整合视角，以中国天然橡胶产业为典型案例，构建“多重制度逻辑下的资源编排”分析框架，探讨传统资源型农业在制度和技术上实现“渐进式创新”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传统资源型农业的“渐进式创新”是由国家逻辑、市场逻辑与社群逻辑协同驱动的复杂过程。国家逻辑通过战略需求识别、政策工具创新和资源定向配置等方式形成制度楔子效应，奠定创新发展的结构性基础；市场逻辑依托价格信号传导机制，构建要素重组与知识重构的反馈回路，激发创新活力；社群逻辑则凭借关系网络的嵌入，在制度变迁中发挥社会化调适功能，有效缓冲制度摩擦。研究表明，天然橡胶产业在多重制度逻辑交织的背景下，通过动态资源编排过程，突破地理限制约束，完成了从生产效率提升到产业链安全保障的跨越，并在国际标准制定中重塑了技术话语权。本文揭示，制度环境与资源行动的动态适配是传统资源型农业“渐进式创新”的核心机制，国家、市场与社群三重逻辑的协同演化，能够使产业现有基础得到有效利用，实现传统产业基础能力的渐进提升与价值跃迁，为理解传统资源型农业转型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基于双重差分法,利用卫星遥感反演数据,对兴边富民行动的实证研究表明:该行动的实施显著改善了边境地区的生态环境质量,且在西北边疆、西南边疆和原国家级贫困县的环境效应更为显著;其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提升地方政府财力、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持续发展教育事业三个方面。 今后,应区域分层推进与边境国际合作并行,在扩大兴边富民行动应用场景的同时确保长期可持续;综合施策,兼顾外部与内生动力,强化长期教育投入以建立环境保护长效社会参与机制;因地制宜与精准施策,借助差异化策略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治理的可持续平衡。

人口红利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但目前尚未看到涵盖人口红利投资期、获利期与偿还期全周期的研究。基于数理推导得出的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的5条路径，考察人口政策、人口红利与长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借鉴反事实模拟思路构建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核算方法,实现对人口红利经济增长效应的路径分解与加总，进而对比分析不同政策情境下人口红利的形成时段、作用路径与效应强度。研究发现：人口政策在经济体量、增长趋势与增长模式等维度上对长期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人口政策影响经济增长的渠道是人口红利，它通过改变人口红利的形成时段、作用路径、效应强度来产生影响；人口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具有长期性和持续性,不同政策下的经济增长路径即便短期内未展现出显著差异,长期仍可能分化。

农垦是国有农业经济的骨干和代表,是推进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力量。本文基于农垦企业垦地融合的纵向案例,从制度逻辑与组织共生视角,深入分析了其在农业强国建设中的作用。本文发现,农垦企业强化了农业基础设施,推动了农业技术和机械化创新,并逐步构建起现代农业生产体系,在创新扩散、风险分担、规模经济、集约化生产、市场整合等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此外,新时代的农垦企业在提升土地价值、提高劳动报酬和拓宽资产收益等方面展现出新的增长潜力。基于此,本文提出了深化制度协同创新与构建弹性政策框架、实施技术共生战略与培育新型生产要素、创新共生治理模式与优化价值分配机制以及锚定农业强国目标与重塑价值链竞争格局等方面的政策建议,旨在为中国特色农垦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及农业强国战略目标的实现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参考。

进入新时期以来，民营企业在推动经济增长、促进就业、优化产业结构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效，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同时，民营企业的发展也面临诸多挑战，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经济社会调查项目包容性绿色发展跟踪调查（以下简称IGDS)调研发现，虽然民营企业面临的诸多问题与外部营商环境有关，但更多源于自身发展策略的限制。

企业的ESG表现受到利益相关方的广泛关注，对企业经营产生持续深远影响。与此同时，传统企业内部效率评价指标，如TFP和GTFP等，仅刻画了企业在某些特定领域的效率，需探索更加全面的效率评价指标。作者基于2009—2022年制造业上市企业的数据，通过引入企业与绿色发展相关的非期望产出、与包容性发展相关的非期望产出，构建包容性绿色全要素生产率（IGTFP）指标体系，全面衡量企业的表现。在构建以上内部指标的基础上，作者进一步检验ESG评级这一外部评价体系对企业内部运行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ESG评级可显著提升企业的包容性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这一促进作用在大规模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和行业高竞争度的企业中更为显著。ESG评级通过增加环保投入、提升企业关注度、缓解融资约束和提升创新效率影响企业的包容性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应进一步完善ESG 相关政策框架，鼓励企业加强 ESG建设，同时对不同类型、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竞争度和不同规模的企业针对性施策，助力企业提升包容性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而实现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稳定增长的强大驱动力，其高渗透性、广覆盖性也为我国包容性绿色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本文从包容性绿色发展理论内涵出发，从经济增长、社会公平和生态正义三个方面厘清数字经济驱动包容性绿色发展的作用机制，基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包容性绿色发展跟踪调查数据，系统分析数字经济驱动我国包容性绿色发展的实践路径，并揭示了面临的现实挑战。研究发现：在作用机制方面，数字经济能够在教育、就业、医疗以及营商环境方面显著促进弱势群体发展机会的可得性与公平性；同时，数字经济能够通过促进要素报酬分配的合理化以及资源分配的普惠化与精准化，显著提升经济发展成果分配的公平性；另外，数字经济通过绿色技术创新以及制度创新，驱动经济增长过程的生态正义性。为应对面临的现实挑战，应从强化数字技术精准赋能、优化数字基础设施布局、健全生态治理数字体系及完善劳动者权益保障等方面，构建兼顾效率与公平、发展与可持续的数字经济治理政策体系，推动包容性绿色发展。

国有企业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市场主体，始终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力量。在新时代背景下，面对国际政治格局的深刻变革与国内共同富裕目标的战略要求，重新审视国有企业的功能定位，不仅关乎其自身改革方向，更是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优势的关键命题。通过构建拓展性的基于“五类市场失灵”的国有企业“属性—战略使命—功能”分析框架，系统阐释国有企业在新时代的战略使命与功能定位。从弥补市场失灵的视角切入，传统市场失灵理论主要聚焦三类典型问题：第一类是市场经济国家普遍面临的垄断、外部性与公共品短缺问题，第二类是发展中国家因路径依赖形成的比较优势陷阱，第三类是转型经济体特有的市场制度不完善与行政壁垒。随着时代的发展，市场失灵的外延进一步扩展，形成两类新挑战：第四类失灵是逆全球化趋势的国际政治影响下传统国际分工体系受到冲击，第五类失灵是市场机制难以实现共同富裕。本文提出，国有企业的战略使命及功能定位根植于其三重属性的协同实践：经济属性以效率提升与战略突破为核心，能够弥补传统的三类市场失灵，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政治属性以国家安全与全球竞争力为使命，能够弥补第四类市场失灵，应对逆全球化挑战；社会属性以公平共享为目标，能够弥补第五类市场失灵，努力推动共同富裕。国有企业不仅是市场失灵的“修补者”，更是国家战略的“引领者”。其三重属性的协同实践，既是中国经济体制的独特优势，也是全球治理变局下“有效市场 $^ +$ 有为政府”的生动注解。IGDS调查发现，国有企业在解决五类市场失灵中的表现已获得社会较高认可。

包容性绿色增长是经济发展的新模式，构建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并进行测度评价，对于深入理解其内涵至关重要。文章从增长、包容性和绿色三个维度构建了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并运用组合赋权法、空间马尔科夫链分析和空间溢出分析等方法，对全国及七大区域的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绿色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了评估。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包容性绿色增长整体水平较高，且呈现持续上升趋势，但地区间差异显著。空间马尔科夫链分析显示，在考虑空间滞后因素后，全国及七大区域的包容性绿色增长倾向于维持差异化状态，并表现出空间溢出效应。此外，空间溢出分析揭示，包容性绿色增长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且存在区域差异；在临界距离范围内，空间溢出效应随距离的增加而增强。因此，应注重经济增长、包容性与绿色发展的平衡，提升政策协同效应，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强化技术创新与人力资本投入，完善基础设施，为包容性绿色增长提供持续动力，推动可持续发展。

在地区发展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的背景下，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的根基性作用愈加凸显。本文以IGDS项目2023年第一季度东北地区问卷为基础，窥探基础教育包容性发展的东北实践，提出通过发挥政府主导力量努力提高教育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和质量、以数字技术促进基础教育包容性发展等对策建议。调查结果显示，公众对数字技术应用有利于教育均等化高度认可；认为“双减”政策的实施对教育均等化产生有利影响；对校园师资、兴趣培育、教育公平等焦点议题满意度较高。

在地区发展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的背景下，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的根基性作用愈加凸显，本文以IGDS项目2023年第一季度东北地区问卷为基础，探析基础教育包容性发展的东北实践，提出通过发挥政府主导力量努力提高教育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和质量、以数字技术促进基础教育包容性发展等对策建议。调查结果显示，公众对数字技术应用有利于教育均等化高度认可；认为“双减”政策的实施对教育均等化产生有利影响；对校园师资、兴趣培育、教育公平等焦点议题满意度较高。

本文从量的增长、质的发展以及惠及全民三个方面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进行梳理。研究发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实现长期跨越式增长和历史性跃升；已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产品升级与技术升级，工业化进程逐渐朝着绿色、可持续的方向迈进；经济发展惠及全民，中国人民的整体健康状况显著改善，生活质量显著提高，有更多机会接受更高质量的教育，经济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最后，本文通过关注“住”和“行”两个方面的变化，进一步说明了中国经济发展惠及全民的实际表现。

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推导二者之间的关系，并采用 — 年沿线 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包容性发展具有空间上的正向促进作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应发生在技术差距较大的国家之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可通过技术进步促进沿线国家包容性发展的正向空间溢出；影响“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包容性发展的因素最重要的是制造业就业率，二氧化碳排放量次之，通电率最为不重要。研究认为，为促进“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包容性发展，需要继续提升中国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直接投资规模、持续提升中国技术进步水平，增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促增能力。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是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制造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基础和必然路径。新发展阶段,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稳步向好,不仅能够推动经济高速增长与产业结构升级,还在持续扩大就业、促进居民增收以及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等方面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因此，加快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根本出路,下一步亟需突破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现实困境,不断优化顶层设计和战略引领,继续做好科技创新引领,构建高水平人力资本支撑,加强城乡、区域及产业间的协调发展,实现绿色转型与共同富裕间的良性循环。我们应善于利用数字化转型助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多措并举解决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与区域差距问题,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公平,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现人与社会的包容性发展。

新中国工业化是一个连续发展的历史，不应人为地分开。但对历史分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历史，也可以更好地理解当下，并为将来做好准备。以生产力为分期标准，尝试把新中国工业史分为五个时期：第一时期（1949—1956年），过渡时期的工业化，主要贡献是建立新中国工业化发展的制度基础与生产力初步框架，以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为结束标志；第二时期（1956—1973年），以民族真正独立、自决为目标的工业化时期，主要成就是中华民族能真正自立于民族之林，摆脱百年来灭种亡国的风险，以“四三方案”上报实施为结束标志；第三时期（1973—1993年），以解决人民的温饱为目标的工业化，主要成绩是中国生产力实现了从总量上满足人民温饱的基本要求，以 1973年“四三方案”的实施为开始标志，以 1993年废除粮票为结束标志；第四时期（1993—2020年），不断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全民奔小康的工业化，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以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消除绝对贫困为结束标志；从 2021年开始中国工业化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在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顺利实现的基础上，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力前行。

数字经济因高创新、强渗透、广覆盖的优势而成为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为探索数字经济推动共同富裕的机制路径，找到其关键点进行对症施策，基于微观要素、中观产业、宏观经济的三维理论框架，从事物发展的起因、过程、结果三阶段的全局视域，探究数字经济通过提升要素分布均衡性、提高机会公平性、优化经济发展与分配格局，进而推进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完整揭示数字经济推进共同富裕的前提条件、中介载体、表现形式。基于辩证视角，在看到积极作用之余，也在起因、过程、结果三阶段中探寻数字经济推进共同富裕的现实问题，发现数据要素分布的数字鸿沟、数字新业态下的个体权益保障、数字资本的垄断等是当下的主要问题。最后，针对现有问题，从找准原因、优化过程、改善结果三个维度精准施策，构建涵盖政府、企业、社会、个人的四元三维支持体系，实现数字鸿沟弥合、个体权益保障、发展成果共享，最终推进共同富裕。

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存在众多相互融通之处：在哲学领域，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将唯物论作为基本内核；农业是工业革命以前最重要的实体经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秉承“重农抑商”观念，认为唯有从事具体的农业、手工业劳动才能创造价值，这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石劳动价值论相一致；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价值观上异曲同工，都体现了对普通民众的尊重与关照，坚定地站在人民一边。因此，发展马克思主义、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以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中得以实现。

人是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要素，包容性的地区文化、制度、工作、生活环境是吸引人才集聚并配置房产的重要因素。基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包容性绿色发展跟踪调查的微观数据并将包容性环境感知概念纳入模型的实证研究表明，第一，包容性的环境感知度对居民配置房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分别使用地区中华老字号数量和明清进士数量作为工具变量的模型设定下，居民对地区的包容性环境感知每提升 $1 \%$ ，在当地配置房产的可能性分别提升 $0 . 5 8 2 \%$ 和 $0 . 2 0 1 \%$ ；第二，高水平的地区包容性环境更有利于吸引人才定居及配置房产，但却对相对弱势群体产生了挤出效应。机制分析证明，更加包容的环境提升了居民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资产升值的信心以及生活工作的幸福感，从而提升了其在当地定居和配置房产的可能。上述结论说明包容性的地区环境建设提升了居民在当地配置房产的意愿，对于吸引人才流入具有积极意义，但随着地区包容性水平的提升以及人口的流入，应特别关注相对弱势群体的城市融入性。

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快，给环境保护工作带来巨大挑战，发展低碳经济、挖掘低碳消费潜力成为实现“双碳”目标的必然选择。 基于中国社会科学院 调查数据，从行为、认知、态度和责任四个维度对西南地区包容性低碳消费行为进行研究，并对西南五省( 自治区、直辖市) 低碳消费行为的差异进行对比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 四川、重庆和云南在低碳行为和低碳态度方面显著优于贵州和西藏; 而在低碳认知和低碳责任方面，贵州和西藏落实效果更佳。 选取重庆市作为代表省份对低碳消费社会特点进行案例研究，并从政府宣传、低碳行为、低碳认知、低碳责任和碳普惠路径等五个角度提出西南地区构建包容性低碳消费社会的对策建议。

随着“双碳”目标的推进，个人碳减排情况愈发受到社会关注。中国科学院《中国“碳中和”框架路线图研究》表明，居民消费产生的碳排放量占全社会碳排放总量的53%，可见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之一在于全民消费低碳化。中国社会科学院包容性绿色发展跟踪调查IGDS从公众认知、公众行为、政府宣传、实践成效四个方面对西北地区居民绿色消费行为和碳普惠实践效果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被调查者普遍具有较强的绿色消费意识和环保意识，但对具体如何减少碳排放仍需要更多宣传科普；被调查者的绿色消费行为覆盖衣、食、住、行、游等消费领域，但低碳生活成本带来一定经济压力；被调查者认为政府对绿色消费行为的宣传力度较大，但公众参与碳普惠活动的效果并不理想，需要政府和企业进一步加强碳普惠活动宣传，完善激励措施。据此提出西北地区规范发展碳普惠的政策建议。

低碳生活是实现“双碳”目标、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必然要求。包容性绿色发展跟踪调查组围绕低碳生活展开全国性调查，结果显示: 我国大多数居民具有环境保护责任感，对低碳行为具有良好预期，愿意为低碳生活承担额外成本，吃穿住行用游等领域低碳生活实践取得显著效果，但低碳生活转型在认知和实践层面仍面临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为切实推动低碳生活方式，应加强针对性宣传教育，培育城乡居民低碳生活意识; 向中低收入群体倾斜，注重低碳生活的市场化激励与精准性财政支持; 立足吃穿住行用游低碳生活实践，以供给系统变革促进低碳生活方式; 完善基础设施，为广泛形成低碳生活方式提供硬件保障。

伴随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国家经济政策的包容性特点更加突出，通过构建包容性的绿色低碳经济，实现人类永续发展和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是全面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目标和新要求。 中国社会科学院从公众认知角度选取华东地区为调研范围，就包容性低碳消费环境建设情况开展了跟踪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 居民的绿色低碳意识正在持续提升，对当地包容性绿色低碳消费环境的建设信心较强，国家政策导向、政府宣传效力、居民的主观认知水平是影响绿色低碳消费环境的三个重要因素。 政府对营商环境的体制机制等的顶层设计、科技创新水平以及重点企业转型升级等是建设包容性绿色低碳消费环境的重要着力点。 另外，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等也会影响居民的绿色低碳消费方式。 因此，对接绿色低碳消费的重点领域企业转型升级、注重绿色低碳消费方式的宣传引导、推动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做好宣传引导等举措是优化绿色低碳消费环境的必要措施。 以山东省包容性绿色低碳消费环境建设实践为例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华东地区优化绿色低碳消费环境的具体路径。

本文聚焦包含经济增长、健康医疗、教育等因素的人类发展指数，运用归纳演绎和对比研究法，比较中国、印度、美国的人类发展指数，研究发现：人均收入高的国家，人均预期寿命与人均受教育程度往往会更高；中国人类发展指数已经全面超过印度，正是由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中国人均预期寿命超过美国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观的最新成就与重要体现。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要求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这需要解决三方面的问题。 一是平衡环境管制与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关系； 二是平衡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三是平衡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美好环境需求与广大人民群众长远利益的关系。 以全球、 历史大尺度看， 中国的工业化是绿色的增长。 在当今世界尚未取得更尖端的颠覆性技术突破的前提下， 从全球、 动态的眼光来看， 中国工业的快速发展实质上有利于保护环境。 伴随中国环境管制强度不断提升， 中国工业企业表现出强劲发展能力， 也有能力承受更加严格的环境管制政策。 我们也要认识到， 中国环境管制强度提高必须逐步进行， 不能一蹴而就。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 公民环境意识大幅提升， 保护环境的 “民意” 基础已经形成， 因而可以判断中国已经而且必将继续走在绿色工业化道路之上， 助力实现中国和全球经济的绿色发展与绿色繁荣。

采用教育成本法、 永续盘存法、 预期收益折算法等方法对 — 年历年分省份的人力资本、 生产性资本、 生产性自然资本和非生产性自然资本进行量化估算， 测算并分析包容性财富及其结构。 通过对包容性财富的分析发现： 2010—2020 年全国和各省份包容性财富和人均包容性财富都实现了增长， 但各省份发展不均衡， 各省份包容性财富和人均包容性财富差距仍比较大， 且包容性财富差距仍在持续扩大， 但人均包容性财富的差距却在缩小。 通过包容性财富指数与国内生产总值比较分析发现：包容性财富和国内生产总值两个指标在计算总量和人均量上的排名相差不大， 但在增长率方面存在很大差别。 此外， 国内生产总值对资源型国家或省份的财富统计存在一定的局限， 而包容性财富指数可以从一个全新维度和视角来分析经济社会的发展演变， 是国民账户核算体系经济分析的又一重要指标。 通过对包容性财富结构分析发现： 中国包容性财富结构中自然资本占比持续下降， 人力资本和生产性资本已开始成为中国财富增长的主要力量， 中国的经济增长已完成依靠自然资本发展的阶段， 处于由依靠生产性资本向依靠人力资本转型的重要阶段， 预计 2027 年人力资本占比将超过生产性资本占比。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南地区“社会网络与居民健康”调查数据的基础上，收集西南地区五级（省、市、县／区、乡镇／街道、村）卫生部门相关资料，采用问卷调查、专家咨询、实证研究等方法，定量与定性相结合进行分析研究 对西南地区包容性公共卫生服务政策均等化与普适性 服务能力 服务项目开展情况展开调查分析 阐述西南地区包容性公共卫生服务全民健康治理的发展现状，剖析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策略，为相关部门决策提供参考。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人民群众对健康的关注度与日俱增，对高质量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日益增加。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继续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基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包容性绿色发展跟踪调查（IGDS）2022年第二季度调查结果，对华南地区公共卫生环境现状进行分析，并结合深圳市“两融合、一协同”整合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和“$1 + 6^{\prime\prime}$”平台两个案例，构建一条建设包容性公共卫生体系的路径。分析目前构建包容性公共卫生体系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并提出针对性对策建议。

包容性医疗体系是我国居民卫生健康水平的重要保障。基于包容性增长的公共卫生体系就是要在有限的资源下，充分利用医疗卫生资源，重视合理公平的医疗资源配置，更好地满足全体人民的健康需求，不断提高全体人民的健康水平。依据包容性绿色发展跟踪调查（IGDS）东北地区数据，分析东北地区包容性公共卫生医疗体系现状并提出相应的优化建议，以期为相关部门提供参考。

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给全世界造成巨大的生命健康威胁和社会经济损失，也暴露出我国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对政府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结合中国社会科学院“包容性绿色发展"课题组对西北地区公共卫生体系的调查数据，分析西北地区公共卫生体系现状，结果显示公众对所在地区幸福感、当地医疗水平、自己工作总体满意度以及当地经济未来发展预期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对地区环境满意度、医疗工作人员廉洁自律认可度较高,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根据调研数据并结合地区特征，从抓基层、抓防控、抓服务、抓创新四个方面提出优化西北地区包容性公共卫生体系的意见和建议，为更好地优化西北乃至全国包容性公共卫生体系提供参考。

自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就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快速建立起覆盖广泛的公共卫生体系，有效满足了人民群众对医疗健康的需求。这一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不仅为中国经济建设积累了重要的人力资本基础，更延续至今，成为中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涵。包容性绿色发展跟踪调查组(IGDS)围绕包容性公共卫生体系展开的全国性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已建立起基本满足人民群众需求的公共卫生网络，医疗健康供给水平持续提升，得到民众的总体认可，有效保障了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提升了我国人力资本水平。包容性公共卫生体系具有广泛性、均衡性、公益性特征，是我国实现包容性增长的重要支撑。

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是关乎民生福祉、关乎公共安全的大事。“十四五”时期我国公共卫生发展面临诸多机遇和挑战。结合中国社会科学院“包容性绿色发展跟踪调查(IGDS)”2022 年第二季度的调查数据，采用图表的形式描述了华北地区包容性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现状，通过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可触达性、挂专家号难度、就医需求满足度等方面进行对比，分析了华北五省份包容性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区域差异。从完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推进线上问诊、倾斜保护社会脆弱群体三个方面提出对策建议，以推动华北地区建立更加广泛、均衡和公益普惠的公共卫生体系。

包容性营商环境建设是我国积极应对国际竞争、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战略，也是我国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吸引外资的重要举措。 构建包容性营商环境离不开金融业的支持，需要金融业提供广泛而普惠的支持与服务，同时金融业在支持构建包容性营商环境的过程中也将加快构建多层次广覆盖的普惠金融服务体系。 因此，从普惠金融的角度出发，在对西南地区包容性营商环境进行问卷调查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实践案例，对普惠金融如何发挥金融支持作用，推动包容性营商环境的构建提出政策建议。

随着中央到地方全面推进深化放管服改革，对营商环境建设质量也提出了新目标、新要求与新方向，其中营商环境的包容性问题越来越成为建设高质量营商环境的一项重要评价指标。 包容性营商环境是指一个区域环境不仅有利于吸引资本和企业成长，而且有利于当地居民的持续生存与发展，不断提升当地居民的幸福感与获得感，促进该区域经济、社会与生态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基于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包容性绿色发展跟踪调查(2019) 以包容性营商环境为主题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调研。 选取西北五省( 自治区) 的调研数据对西北地区的区域包容性营商环境进行分析，调研结果显示: 在西北地区，公众对于当地营商环境建设的总体满意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法治建设和税收优惠两个维度的满意度高于总体营商环境满意度。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回应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客观需要，在西北地区包容性营商环境调查基础上，结合陕西省营商环境建设实践案例，对西北地区包容性营商环境建设路径给出相关政策建议。

伴随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国家经济政策趋向更加强调平等与包容，各地营商环境也在向更加具有包容性的方向转变。 依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包容性绿色发展跟踪调查(IGDS)问卷回收结果，从公众感知视角对华北地区包容性营商环境建设情况进行分析。 调研结果显示: 华北五省(市、自治区)被调查者认为当地政务服务质量与实效不断提高，对当地包容性营商环境建设特别是法治建设评价比较满意，清廉的政治生态、国家政策和市场化水平是影响营商环境最重要的三个因素，个人努力程度被充分肯定，地域排斥现象非常轻微，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人才队伍建设是建设包容性营商环境最重要的发力点，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两者关系紧密且不可分割已成为政府与社会公众的共识，包容性企业文化正处于形成过程之中，但是仍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对华北五省(市、自治区)包容性营商环境进行差异对比，选取山西省作为典型省份简要分析包容性营商环境建设特点，并提出关于华北地区进一步构建包容性营商环境的政策建议。

随着改革的纵深推进，营商环境的包容性在提升市场活力和释放社会创造力方面的作用越来越突出。 基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包容性绿色发展跟踪调查( ) 以包容性营商环境为主题在全国范围的调研情况，选取华东五省( 市) 的调研数据对华东地区的包容性营商环境进行分析，调5 047研结果显示: 在华东地区，公众对当地的营商环境建设总体满意，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法治建设和市场秩序两个方面的满意度高于总体营商环境满意度。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促进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结合山东省临沂市营商环境建设实践案例，对包容性营商环境建设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在国家和地区间由资源要素竞争向制度供给竞争转向的大趋势下，营商环境建设已然成为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中之重。中国社会科学院 IGDS项目组2022年第一季度“包容性营商环境建设”专题问卷从大众感知角度切入，设置了政府服务、市场秩序、总体营商环境等 6个维度。东北地区调研结果显示：公众对法治建设满意度最高；数字政府、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双驱动等方面满意度大幅提升；总体营商环境满意度较高，但仍略低于全国平均值。本文以问卷数据分析为基础，梳理包容性营商环境建设的东北实践，从发挥政府主导力量稳步推进和释放市场主体活力创新发展两个角度，提出双向驱动提升东北地区包容性营商环境建设的对策建议。

改善营商环境越来越成为各地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恢复经济的重要手段。各地政府在改善营商环境时，根据当地的客观实际进行了新的探索。政府不能仅仅简单地从政策、服务等方面来改善营商环境，应更多地关注营商环境的包容性。本文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包容性绿色发展跟踪调查（IGDS）以包容性营商环境为主题在全国范围内的调研结果，对华中地区四省份的营商环境现状进行分析。将各项数据结果较好的河南省作为具体分析对象，结合其营商环境建设中的两个典型案例，探索构建包容性营商环境的新路径。据此提出构建包容性营商环境时存在的问题以及政策建议。

为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政府部门如何更好地优化营商环境，再次成为备受关注的话题。本文在中国社会科学院 IGDS项目组华南地区调查问卷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分析其营商环境现状，结果显示公众对营商环境建设 6大维度的满意程度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以广东省为例，提出通过三位一体的方式构建包容性营商环境的新路径。根据调研数据并结合地区特征给出建设性政策建议，为更好地构建开放包容的新营商环境提供参考。

本文利用2000—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基于系统GMM和PVAR等方法对中国减贫进程进行了分阶段的多因素量化分解。研究发现，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是中国减贫的主要驱动因素，但经济增长的涓滴效应趋于消失且市场化的益贫性效应下降;政府公共财政支出在现阶段的贫困治理中由于瞄准失误和精英俘获等问题而并未发挥其应有的兜底功能和再分配效应;减贫战略对贫困形势演变的适应性调整则是升级贫困治理体系、提升贫困治理效率的必要因素。本文总结了中国减贫的成功经验并指出其现存问题，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应对相对贫困、实现乡村振兴提供了启示。

《中国经济学人》经济形势热点调查自2013年持续至今已经进行了25次调查。本次调研收集分析了全国各地各类机构共257名经济学人对2021年三季度及全年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结果显示：经济学人预判三季度经济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外贸形势持续良好势头；消费价格上涨压力或有所缓和，物价水平总体保持平稳；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但应引起有关部门关注。经济学人预判2021年三季度GDP增速为7.8%左右，预判2021年全年GDP增速为8.2%左右。

《中国经济学人》经济形势热点调查自2013年持续至今已经进行了23次调查。本次调研收集分析了全国各地各类机构共152名经济学人对2021年一季度及全年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结果显示：一季度中国经济学人景气指数大幅上升，预判经济增速继续回升有望创近年新高；外贸景气指数上升显著，预判外贸形势总体持续稳中向好；物价指数上升，预判市场通胀压力依然存在；就业指数明显上升，预判就业形势趋向改善。经济学人预判2021年一季度GDP增速为8.0%左右，全年GDP增速为6.0%左右。

为了更好地总结中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扶贫工作方面的经验，2020 年 9月，《中国经济学人》对中国经济学工作者进行了有关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中国经济学工作者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 2020 年能达到的进程较乐观，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面深化改革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主要原因。当前最大挑战来自国际外部环境的恶化，中美摩擦难以消除但长期影响较小。以提保障扩消费，以创新促发展，是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的关键着力点。党的领导、以发展促扶贫及精准有效的扶贫方案是最重要的中国扶贫经验，下一步的扶贫难点与人口素质密切相关，应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投入来巩固扶贫成果。

本次调研收集分析了全国各地各类机构共106名经济学人对2020年三季度及全年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结果显示：三季度中国经济学人景气指数上升，预判经济增速有望继续回升；外贸景气指数上升，预判外贸形势总体趋于改善；就业指数上升，预判就业形势或趋缓和；物价指数上升，预判市场通胀压力依然有所上升。经济学人预判2020年三季度GDP增速为5.2%左右，全年GDP增速为4.1%左右。

2020 is the final year of China’s 13th Five-Year Plan period and an intersection between the “two centennial goals.” It is also a vital year for draft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and embarking on a new journey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What socio-economic progress has China achieved during the 13th Five-Year Plan period and what are the opportunities, challenges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In May 2020, the China Economist conducted a questionnaire survey among economists. Results suggest that during the 13th Five-Year Plan period, China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progress in the following areas: significant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deepening industry-ICT integration, and rapid growth of new economy; mass entrepreneurship and mass innovation, and enhanced R&D capabilities for cutting-edge technologies; green production and the abatement of air and water pollution; and poverty reduction. In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opportunities co-exist with challenges for China’s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which brims with resiliency. Surveyed economists felt sanguine about China’s development outlook. Based on the results, surveyed economists believed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hould focus on the following priorities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expediting industrial transition, strengthening the real economy, and exploring domestic consumption potentials; ramping up research in fundamental science, and accelerating the research of critical technologies; increasing equal access to basic public services; and promoting green development in all respects, including green consumption, production, distribution, innovation, and finance.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不仅造成民众身体健康的伤害,也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挑战。2020年2月5—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China Economist》的调查认为,疫情对中国经济短期影响显著,但长期影响有限。宏观层面，一季度经济下滑明显,民生受到较大影响;中观层面,服务业是本次疫情受影响的主要行业;微观层面,小微私营企业及个体经营者是受疫情影响最大的经济部门。为缓解疫情给中国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短期刺激政策应给予个体经营者及小微企业更多扶持,通过金融、财政等手段支持其现金流不断,帮助其度过困难期。长效机制政策应着眼于建立高效的疫情应急处理能力和健全的公共卫生体系，提升政府执政效率。

在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及时预判 2020 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经济损失，是制定有效疫情应急配套政策中一项非常重要而且十分紧迫的课题。 本文基于一般均衡的视角，通过 CGE 模型量化评估了该疫情对宏观经济系统和各行业产出的影响。 研究发现: 此次疫情对中国 2020 年企业生产、投资 进出口贸易以及居民福利等产生了一定的负面溢出效应，影响程度取决于疫情持续时间的长短; 如果有效控制疫情的时间节点从 2020 年 3 月底延长到 2020 年 6 月底，全年实际 GDP 损失要大约多出12 000亿元，实际出口损失将大约多出 2 000 亿元; 分行业来看，除卫生行业以外的其他行业产出均会受损，其中，娱乐业、住宿餐饮业、农业等行业损失最为严重; 为对冲上述实际 GDP 损失，政府在农业、其他服务业和卫生领域的财政支出效率较高。 基于此，本文提出争取最短时间内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采取减税和跨区域联动生产机制鼓励企业尽早尽快满足国外需求、注重疏通农业和制造业上下游产业链并尽快弥补用工缺口、开展适当超前的基础设施建设等政策建议。

2019 年5 月 《中国经济学人》杂志围绕中欧班列对“一带一路”倡议建设、中—欧亚国际贸易发展、跨境电商发展以及我国产业升级四个方面的影响对经济学人展开了问卷调查。 结果显示，多数经济学人认为: 首先，中欧班列与“一带一路”倡议能够形成良好互促关系，但沿线国家间安全信任度低是制约这种关系发展的最主要因素; 其次，中欧班列对我国( 尤其是大西北地区) 国际贸易总量有净增长效应，利于改善中欧贸易失衡，但这也面临通关效率低下及由欧洲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所导致的回程率低等问题的困扰; 再次，运输成本低廉的中欧班列为跨境电商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但其运输时间较长影响了其促进作用的发挥; 最后，中欧班列虽然能够通过优化产业布局促进我国( 尤其是西部地区) 产业升级，但也存在对高技术产业带动作用小及由班列恶性竞争对产业技术创新资源挤出等问题。

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效率比较历年来备受关注，但是仅以企业营业收入等效益指标来判断企业效率有失偏颇，忽略了企业为劳动者带来的非工资效用也是企业效益的一部分。 由于劳动者获得的非工资效用难以量化，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与 《中国经济学人》 ( China Economist) 编辑部在2019 年第四季度通过就业者择业参考标准、 员工对企业所有制的偏好、 不同所有制企业员工效率与能力、 国有企业的工资溢价等视角研究分析了受访者对企业所有制的选择和不同所有制企业福利与效率的判断，探究受访者对企业所有制的偏好原因，从而间接刻画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效率问题。 调查发现，福利、 薪酬和社会评价是就业者选择就业单位的重要参考标准，国有企业更符合就业者的偏好。 不同所有制企业员工工作能力与效率差距不大，其中国有企业略优; 且若员工从国有企业更换至非国有企业存在工资溢价，国有企业为员工带来工资收入以外的效用也是企业效益的一部分，不能简单以经济绩效衡量企业效率。

中美经贸摩擦的主要表现是美国不断对中国的出口产品加征关税。在估算中美经贸摩擦对美国在华企业的影响后认为，由于美国在华企业在美国整体利益格局中占比较小，产品出口比例较小及其行业分布的特点，导致中美经贸摩擦对美国在华企业的影响十分有限，但这也意味着美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不会大量减少。中国应准确把握和平衡好利用在华美资企业牵制美国政府的应对措施，通过更高水平的扩大开放来应对中美经贸摩擦。

2017年以来，中美两国之间发生了激烈的经贸摩擦，对两国宏观经济和社会福利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与《中国经济学人》China Economist）杂志从中美经贸关系现状、中美经贸摩擦影响、中美两国经济发展差距、美国总统大选等角度分析中国经济学人对中美经贸关系及经济发展差距的认知和判断。调查发现，经济学人认为虽然中美经贸摩擦短时间内难以消除，但中美两国的经济互补性仍很强,贸易增长空间较大，未来发展方向一定是合作与竞争并有。经济学人预判，今后20年中美两国的经济增速分别为 $4 , 8 \%$ 和 $2 . 1 \%$ ，中国将于2034 年追平美国经济总量，将于2043 年追平美国制造业总体技术水平,将于2072年追平美国人均GDP,实现赶超。

自1978年以来，在国有企业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的同时，中国产业结构趋于高级化和合理化。 在经济学人看来，两者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2018年8月《中国经济学人》杂志就此问题 从国企在产业升级中的地位与不足 国企改革 对外投资等维度对经济学人展开了问卷调查 结果显示，大部分经济学人认为 ：首先，国企与民企在产业升级中的地位不分伯仲，且兼具促进和阻碍双重作用；其次 国企在推进产业升级过程中 存在自主创新能力不足 官员型管理者的企业家精神缺失 晋升锦标赛与既得利益者阻碍导致的产能过剩等问题 再次 竞争改革比产权改革更有利于国企推动产业升级 且国企完全私有化不是最有效激发国企创新能力的方式；最后，并购外企是国企促进产业升级最有效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年是中国经济学从扎根到成长再到成熟的70年。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学在探索中缓慢成长，改革开放的40多年是中国经济学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中国经济学不仅从萌芽逐渐走向成熟,而且培育了一大批具有权威性和引领性的经济学期刊、经济学学者队伍和经济学研究阵地。从新中国成立后565篇经济类高频被引文献的视角,对文献的发表量、被引量、下载量以及作者和来源期刊进行分析,并对经济类高频被引文献的发文机构进行分析和总结,结果发现,中国经济学界存在着孙冶方、平心、骆耕漠、林毅夫、张军等诸多具有影响力和权威性的研究者,也出现了《经济研究》《中国金融》《会计研究》《中国工业经济》等高质量的学术期刊,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成为培养经济学人才的主要基地。

雄安新区作为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集中承载地，对于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调整优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培育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与《中国经济人》在2017年8月,从非首都功能疏解、雄安新区对京津冀发展的影响、雄安新区的基本情况判断、雄安新区建设与展望、雄安新区的体制机制创新等5个方面出发,设置25个问题对国内研究经济学的专家及学者群体进行定向问卷调查。调查发现,研究人员对雄安新区的发展与建设普遍持乐观态度,但乐观中也带着审慎,他们并不认为雄安新区的宏大目标能轻易实现,研究人员们普遍认为雄安新区需要经过30年左右的建设与发展时间才能成效显著。

通过 《中国经济学人》调查系统，收集了全国各地各类机构，共130 名经济学家对宏观经济的判断，发现经济学家们对2017 年一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回暖信心高涨，对进出口增长态势也呈乐观态度，判断社会物价将持续走高。 中国经济学人经济景气指数、外贸景气指数和物价指数快速回升，走出 “V”形反弹态势，反映出明显的经济扩张迹象。 但对 2017 年全年经济增速的估计，经济学家们持谨慎态度，综合预判2017 年 GDP 增速为 $6 . 5 \%$ 。

经过40 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取得显著成就，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贸易总量稳居世界前列，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升。 然而，社会发展的不充分与不平衡也在逐步显现。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与 《中国经济学人》( 《China Economist 》) 杂志在 2017 年 12 月从 “幼有所育 、 学有所教 、 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等维度考察中国在教育、医疗、社保、住房、就业、消费、收入分配、环境等方面取得的成绩与存在的不足。 调查发现，中国已基本满足人民物质文化需求，进入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攻坚阶段，但距离实现人民“美好生活”还存在不小差距。 经过40 年的努力，中国在教育、健康、收入、就业、生活环境、人口流动性等方面均有显著提升，但高房价、教育及收入分配的公平问题成为现阶段制约中国充分而平衡发展的主要问题。

本文基于三次持续的问卷调查，力图通过经济学人这一群体来了解公众对雾霾治理的态度。 调查结果显示，目前经济学人群体对政府环境监测结果信服度明显提升，从第一次的 $28 \%$ 提升到目前的 $70 \%$ ; 对于政府雾霾治理的成效满意度也从0 提升到 $44 \%$ 。 调查显示，经济学人认为目前雾霾治理困难的首要原因是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 虽然社会对环境改善有进一步的要求，但调查也显示公众自身并不愿意承担更高的环境治理成本，而且随着环境改善，支付意愿会进一步下降。 经济学人对加大针对环保技术研发的公共投入有较高的支持度，认为改革政绩考核指标是下一步环保工作的着力点。

本次调查通过 《中国经济学人》问卷系统，收集了全国各地各类机构共219名经济研究者对三季度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 结果显示中国经济学人经济景气指数在四连涨后微幅调整，外贸景气指数回调，物价指数保持平稳。 表明经济学家们对三季度宏观经济和出口进一步增长的乐观态度减弱，判断社会物价可能保持平稳。 经济学家们预判2017 年全年 GDP 增速为 $6 . 7 \%$ 。

基于《中国经济学人》2016年四季度的调查数据，并结合2010年二季度的调查结果，比较分析了经济学人所感受到的我国环境规制的变化情况和经济规制对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调查发现，我国环境规制强度不断提高的趋势明显,并且存在继续提高的空间。少数地区显示出环境库兹涅兹曲线的特征，多数地区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呈正向关系。西部地区环境承载能力弱，希望获取经济援助以改善环境。从2010年以来，环境相关法律法规得到健全，但环境执法难成为环境改善慢的首要因素，需要优化政绩考核指标和提升环境监测能力。在各类环境规制工具的选择上，多数经济学人认为设立排放限额并对超出部分罚款是有效的方式。被调查者基本赞同建立污染排放许可证交易体系，但企业应当通过竞价方式获得初始污染排放的许可。在污染物治理方面，与2010年调查的情况相反，废气污染已经超越温室气体成为最迫切需要治理的污染物。

本次调查通过《中国经济学人》问卷系统，收集了全国各地各类机构共131名经济学家对宏观经济的判断。结果显示，中国经济学人经济景气指数连续四季度上涨，外贸景气指数涨幅扩大，物价指数有所回调。这表明，经济学家们对二季度宏观经济稳步回升信心稳固，对进出口进一步增长态势更加乐观，判断社会物价可能在高位调整。经济学家们预判2017年全年GDP增速为 $6 . 6 \%$ 。

China Economist has continuously carried out surveys among economists and this round of survey focuses on comparison and interactions between China's and the United States'economies. The result of the survey shows that economists are generally optimistic about the outlook of both countries'economies. Respondents believed that great differences exist in the components of industrial competitiveness of China and the US: while the US leads in terms of talent, creativity, social system, industrial system integrity and financing, cost is the biggest barrier to improvement in US competitiveness. In comparison, China leads in infrastructure, cost competitiveness and government driving force but inadequate technology is the biggest barrier to improvement in China’s competitiveness. Respondents believed that in the coming 20 years, China's economic growth will be $5 . 2 \%$ and US growth will be $2 . 4 \% .$ Around 2034, China's economic aggregate will equal the US level but it will take over 60 years for China to catch up with the US in terms of per capita GDP. China's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will equal the US level around 2045. More than $62 \%$ of economists believed that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will effectively re-shore manufacturing and the average score they give to Trump's “first 100 days" in office is 76 points. More than $61 \%$ of economists considered it unlikely that a serious trade war will break out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They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China and the US cooperate and compete with each other and that China-US trade enjoys great potential to grow. According to the survey, respondents are more confident about China's debt sustainability in comparison with the US.

《China Economist》2017 年第一季度针对 “新经济 ”主题的调查结果显示，经济学家认为新经济形态和颠覆性科技成果的产生是 “新经济”有别于 “传统经济”的标志性特点，创新驱动将成为“新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在此新时期，产业发展要以制造业转型再升级为重点，就业环境的紧张局面要通过加深人才队伍建设与经济发展需求的融合来缓解。 在 “新经济”的形成阶段，应重视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注重培育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全面规范市场竞争秩序，为下一阶段服务创新竞争做好准备。 经济学家建议，继续推行减免税收政策以鼓励全民参与 “新经济”，持续完善产权保护、市场监管等机制，护航“新经济”发展。

通过 《中国经济学人》调查系统，收集了全国各地各类机构，共130 名经济学家对宏观经济的判断，发现经济学家们对2017 年一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回暖信心高涨，对进出口增长态势也呈乐观态度，判断社会物价将持续走高。 中国经济学人经济景气指数、外贸景气指数和物价指数快速回升，走出 “V”形反弹态势，反映出明显的经济扩张迹象。 但对 2017 年全年经济增速的估计，经济学家们持谨慎态度，综合预判2017 年 GDP 增速为 $6 . 5 \%$ 。

《China Economist》在2016年第四季度通过对经济学家群体的调查发现，经济学家对总体经济形势进一步保持乐观的态度，但对外贸增长信心不足并。对于社会物价走势，经济学家认为已经进入上升通道。预计在2017年，美国、印度和东盟将加速增长，中国经济增速将保持平稳，而韩国、日本和欧盟则可能陷入衰退。调查组建议，在2017年，应该继续坚持“三去一降一补”供给侧结构改革不动摇，加速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探索经济增长新动力；加强对金融风险的控制，进一步做强实体经济。

2010年8月，环球资源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中国产业与企业竞争力研究中心《China Economist》杂志联合对中国出口企业开展问卷调查，共回收1386份有效问卷。调查从行业分布、地理分布、原材料价格预期、贷款可得性、订单状况、出口景气度、生产要素成本压力、宏观经济判断、世界经济预期及人才招聘困境等维度展开分析，构建了CEPPI（中国出口价格预期指数）、企业贷款可得性指数、中国企业订单指数、中国企业出口景气度指数、中国经济景气度指数、世界经济企业家指数等多个景气指标，揭示了当时出口企业面临的上涨压力大、融资难略有缓解、订单总体充足但趋降、出口预期分化、劳动力与原材料成本双升、中高级人才供给不足等核心特征，并指出中国经济微观基础坚实但下行风险上升，区域间存在结构性差异。